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最近在夏威夷火山顶上进行的外星模拟任务表明，人类在踏上其他外星世界之前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开车去莫纳罗亚（Mauna Loa）北部斜坡上的白色小圆顶建筑时，路途有点儿颠簸。莫纳罗亚山是一座巨大的火山，覆盖了夏威夷岛过半面积。

多岩石的地面，锈迹斑斑的棕色和深红色，在车胎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车上乘客们身体颤动不已。这里的海拔超过2438米，远离文明之声，感觉不像是在地球上，更像火星这样的外星球。

在过去的5年里，一小群人经常驾驶着这种车，进入被称为“栖息地”的圆顶建筑。他们的工作就是假装自己真的居住在火星上，然后像在火星那样生活几个月。对于这些研究人员来说，此举旨在弄清楚人类将如何完成真正的火星任务。今年2月份，最新一批“拓荒者”（四人）登上了这座山。他们将在那里住8个月。然而仅仅4天后，其中一人就被担架抬走送往医院救治。

其余“拓荒者”被任务支持人员疏散。尽管这四个人最终都回到了栖息地，但已经不是继续他们的使命，而是打包东西。他们的模拟任务永远结束了。从那时起，这个白色圆顶建筑就始终空着，运行这个项目的夏威夷大学和资助它的美国宇航局（NASA）正在调查导致任务脱轨的事件。今年2月开始的这次任务是“夏威夷太空探险模拟”(Hawaii Space Exploration Analog and Simulation，简称HI-SEAS )的第六次任务。参与这项任务的志愿者团队持续时间长短不一，从4个月到1年时间，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和不同的领域。

HI-SEAS实际上属于社会实验，志愿者都是小白鼠。他们戴着设备跟踪自己的生命体征、动作和睡眠，回答无数关于他们个人行为和与他人互动的问卷，并且每周数次记录他们的感受。心理学研究人员收集了所有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梳理出当把人们困在他们无法逃脱的狭小空间里时，哪些应对方式更有效。

与此同时，宇航员尽可能地像在火星上那样生活。他们吃冻干食物，使用堆肥厕所，洗澡仅用30秒以节约用水，而且在没有宇航服和头盔的情况下从不出门。他们不会实时与任何人交流，甚至不与家人通话。给任务支持或爱人发送的电子邮件需要延迟20分钟才能到达，收到回复同样需要20分钟。他们不被允许看到任务之外的任何人。

这里的环境十分拥挤。一楼占地面积为92平方米，包括厨房、浴室、实验室和健身房等设施。卧室所在的二楼有近40平方米。来自加拿大埃德蒙顿(Edmonton)的物理学家罗斯·洛克伍德(Ross Lockwood)说:“这样做真的很有道理，当你晚上睡觉闭上眼睛时，这里就像身处遥远的外星球，甚至可能是火星。”但有时，可能会有意外悄悄发生，打破这种虚拟模拟和现实之间的模糊界限。

第六次模拟任务团队于今年2月15日到达这个栖息地，他们向聚集在圆顶建筑外的研究人员挥手告别，最后一次感受下微风吹拂在脸上的感觉，然后挤了进去，关上门。志愿者、斯洛伐克天体生物学家米凯拉·穆丝洛娃(Michaela Musilova)在4月份接受科学播客The Cosmic Shed采访时，描述了他们最初的感受。她说：“我们的指令长引用了2011年小说《火星救援》（The Martian）中的部分，不希望我们一上来就将任务搞砸了。所以，我们彼此紧紧拥抱，并鼓励大家说：‘我们可以做到！’”

最初的几天，天上飘满了云朵，这可能给模拟团队带来问题。这个栖息地及其系统运行在电池库里，每天通过地面上的大型太阳能电池阵列进行充电。不过在阴天或雨天，电池很难足额供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志愿者应该穿上宇航服，走到外面，打开用丙烷驱动的、汽车大小的备用发电机。

夏威夷预备学院的能源实验室主任、HI-SEAS技术支持团队负责人比尔·威金(Bill Wiecking)说：“我们真的把它弄得像佛蒙特州的某些农场一样原始。”当栖息地的维持生命系统达到危险水平时，任务支持团队会收到短信警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志愿者来管理它们的使用。当顽固的乌云笼罩在栖息地上空时，志愿者们试图减少能源消耗。他们把大部分灯调暗，让厨房电器不再插电，并且关闭了跑步机。

2月19日早上，来自澳大利亚的科学通讯员丽莎·斯托加诺夫斯基（Lisa Stojanovski）醒来后发现这个栖息地的能量已经耗尽。她说：“我想我们肯定用了太多的能量。”斯托加诺夫斯基和另一名志愿者启动了离开栖息地的程序。他们穿上宇航服走到外面，走向附近的备用丙烷发生器。斯托加诺夫斯基及其搭档会翻转开关，让发电机启动起来，而另外两名志愿者则会在栖息地内的断路器上打开开关。斯托加诺夫斯基说，这种方法将把电源供应从耗尽电量的电池转移到发电机上。

做完这些后，斯托加诺夫斯基回到屋里。她说:“我很高兴我们能按计划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充满活力，也感到十分兴奋。起初，大家以为这只是小小的意外，但当时在场的两名志愿者并没有觉得太过兴奋。这是我第一次直觉地认为，有些事情不对劲。一名志愿者正对着电脑拼命打字，另一个人脸色苍白。他说自己感觉不舒服，好像遭受了电击。

以前栖息地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夏威夷大学教授、HI-SEAS项目首席调查员金·宾斯特德(Kim Binsted)表示，在之前的任务中，志愿者们在穿越岩石进行徒步旅行时可能会擦伤，做家务时也偶然出现意外。宾斯特德说:“你在家里或办公室做事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伤害自己的情况。我从没想过，维护模拟比保障志愿者的安全更重要。”

斯托加诺夫斯基说，她怀疑这次电击可能是由于志愿者手指碰到了带电的电线所致。她表示:“在普通的家用断路器中，有个安全面板，可以控制开关后面的所有带电线路。不幸的是，我们的断路器上没有它。”受伤的志愿者全身颤抖，他躺在地板上，其他人给他们盖上毯子。斯托加诺夫斯基利用栖息地内的紧急电话给随时待命的医生打了几个电话，但无人应答。

被指定为指令长的Sukjin Han随后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是志愿者通常不应该与栖息地之外的人有联系。如果急救人员来到栖息地，模拟就会被破坏。为此，斯托加诺夫斯基说，指令长告诉她，他不是打电话叫救护车，而是想征求医生的意见。这使她大吃一惊。斯托加诺夫斯基认为他们需要一辆救护车，而且现在就需要。

Sukjin Han是韩国人，是来自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经济学教授。他宣称自己签署了任务期间大部分重要决策，但他确信“事先征集了所有志愿者的想法和观点，而且在决定中反映出了这些。”在事故发生后的紧张时刻，Sukjin Han也听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他说：“大多数成员（包括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成员）决定找救护车之前，先向911寻求医疗建议。我不记得斯托加诺夫斯基是否有同样的想法，但我记得她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个计划。我从来没有想过，维持模拟比保障志愿者的安全更重要。”

在他们的训练过程中，HI-SEAS志愿者经常被告知，他们的福祉是第一位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但维持模拟也同样重要，没有人想通过打电话来破坏模拟任务，他们也不想在结束前就放弃。离开栖息地意味着要花费数小时的体力、社交和情感投入。对于来自美国以外的参与者来说，这甚至意味着签证问题。参与第五次模拟任务的纽约软件开发者劳拉·拉克(Laura Lark)说：“我们都与日常生活隔绝，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辞掉了工作，离开了我们所爱的人参加8个月的模拟。所以我们都致力于从中获取高质量的数据。”

随着任务进行的时间越长，放弃模拟的想法越让志愿者们感到痛苦。第六次任务的志愿者在4天内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如果是4个月呢？在早期的一次任务中，曾有志愿者无意中打开了互联网接入点，干扰了HI-SEAS网络，导致莫纳罗亚山和任务支持团队之间的通信中断。HI-SEAS技术支持团队负责人比尔·威金不得不爬上山去修复它，这一举动可能会影响志愿者的隔离任务。当威金在离栖息地几米远的地方安静地摆弄着五金工具时，他能听到里面志愿者穿过帐篷墙的声音。他说：“那已经近乎于打破模拟，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审查。”

在加拿大物理学家洛克伍德参与的模拟任务中，也就是HI-SEAS第二次模拟任务，曾有志愿者因为长期的医疗问题决定退出。洛克伍德说:“如果我们真的在火星上，我们会做些什么?”他们决定假装这名志愿者已经死去，他们设想把他的尸体留在火星大气中，在那里它不会像在地球上那样腐烂，希望以此把它带回地球埋葬。

他们一切都按照在火星上行动。洛克伍德说，他们让即将离开的志愿者进入将栖息地与外界分隔开来的走廊，即模拟“气闸”中。这个人在那里站了五分钟，就像他们在做舱外活动(EVA)之前所做的那样，然后假装气闸在减压，把内外的压力都排除在外，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全地离开了。然后，志愿者打开门走了出去，任务支持人员把他们接走，带他们下山。

而在第六次模拟任务中，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当志愿者试图弄清楚该怎么办时，斯托加诺夫斯基开始担心受伤的志愿者。她说：“他们在走下坡路，胸部很紧，肩胛骨后面有些疼痛。我不是医生之类的专业，但这些症状让我觉得有点儿害怕。我很担心他们会心脏病发作之类的。”志愿者们接受过急救培训，但情况似乎不止于此。

斯托加诺夫斯基打电话给HI-SEAS首席调查员宾斯特德，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找到随时待命的医生。斯托加诺夫斯基说宾斯特德让志愿者再次拨打911。这次，他们要了一辆救护车。斯托加诺夫斯基说:“在我们所有的训练过程中，我们都被告知：‘别担心，急救人员知道你在哪里，他们知道你是谁，他们知道怎么找到你。’因此，我说：‘我叫丽莎，我正参加HI-SEAS项目，我们需要一辆救护车，我们就在原地等待。’他们似乎很疑惑地问：‘你来自哪个项目?你位于哪里?’”

斯托加诺夫斯基拨打911电话已经被夏威夷县的调度员接到，但是救援人员来自其他地方。波哈库罗亚（Pohakuloa）训练区是个由几百人组成的美国陆军基地，距离栖息地不到24公里。它的管辖范围从莫纳罗亚一直延伸到莫纳科（Mauna Kea），而HI-SEAS模拟栖息地几乎位于中间。和栖息地差不多，波哈库罗亚训练区也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但这个偏远的地方需要军事基地像城市一样运作，里面配有消防队和急救队等。

波哈库罗亚训练区消防主管埃里克·莫勒(Eric Moller)谈到来自夏威夷县的电话时说:“那天早上我们接到电话，说可能有人触电，那个人醒着，意识清醒，但呼吸困难，立即需要检查。他们担心存在高血压等并发症。”陆军基地派出了救护车，载着四名急救人员。在晴朗的日子里，从基地到栖息地需要35到45分钟。而在2月19日，开车时间为43分钟。在栖息地内，几分钟似乎就像几个小时那样漫长。斯托加诺夫斯基说，其中一名救援人员甚至打电话给栖息地说，他们迷路了。

莫勒表示，消防队曾打电话给这个栖息地，因为救援人员担心道路状况，虽然道路没有铺好，但他们并没有迷路。当他们沿着通往栖息地的路看到一扇门时，他们发现锁被卡住了，这增加了他们的响应时间。波哈库罗亚训练区副指挥官格雷戈里·弗莱明(Gregory Fleming)说“我们的人经常在那座山上训练，有时会营救迷路的徒步旅行者。”军人们知道不要打扰他们的邻居，即那些假宇航员。他们被告知，任何互动都可能破坏他们脆弱的现实。

当志愿者们终于听到外面轮胎在岩石上摩擦的声音时，斯托加诺夫斯基转向出口，准备迎接急救人员。但指令长阻止了她，并警告说，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将打破这个模拟。斯托加诺夫斯基说:“我当时大发脾气，我不太清楚自己说了什么，但其中有些脏话。”Sukjin Han表示，他记得斯托加诺夫斯基很快就来到了门口。他说：“我记得至少有两名成员（包括我自己），几乎同时叫她的名字。至少对我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她平静下来，因为她在那一刻突然变得非常情绪化，让她至少有一秒钟的时间来考虑自己的反应。”

斯托加诺夫斯基可以忽略其他的人。HI-SEAS项目的参与者会承担特定的角色，比如指令长、通信专家或卫生官员，但合规并不像军事任务中那样有强制性。HI-SEAS的任务支持协调员约瑟夫·格鲁伯(Joseph Gruber)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与工作人员沟通，他说：“他们必须承担起这些角色，但最终当他们作为团队走到一起时，这是志愿者们必须自行解决的问题。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我们指导他们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但最终结果取决于他们。”

斯托加诺夫斯基决定听从指令长的指令，她没有出去，但依然打开了门，挥手让急救人员进入栖息地。他们把受伤的志愿者送上了救护车，检查了他们的生命体征。救护车沿着距离火山尽可能远的方向行驶，大约行驶32公里之后，这辆车靠近了波哈库罗亚的管辖范围，急救人员不允许过界。如果他们跨越这个地区，可能会让波哈库罗亚居民陷入危险。

一辆医院的救护车在这条边界上与波哈库罗亚的救护车相遇，接走了两名志愿者，并迅速向希罗医疗中心(Hilo Medical Center)驶去。斯托加诺夫斯基回忆道：“救护车开走了，现场一片寂静，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让人陷入迷茫，到底刚刚发生了什么?”回到他们在科纳（Kona）的训练基地，斯托加诺夫斯基整理了一份关于栖息地的安全问题清单，发给了宾斯特德，并确认她收到了这份清单。在得到夏威夷大学和美国宇航局的批准后，宾斯特德希望模拟任务能够继续。

斯托加诺夫斯基说，她也这么做了，但只是在任务支持团队解决了她所关切的问题之后。斯托加诺夫斯基寻求了一些安慰，但宾斯特德无法做出任何保证，至少在调查之前不能。斯托加诺夫斯基说：“我坐在那里想：‘你知道吗？我对这里感到不舒服，我不喜欢这种文化和对安全的态度。’”现在她离开了莫纳罗亚山，走出了栖息地，她对任务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斯托加诺夫斯基决定完全退出。

首席调查员宾斯特德(Binsted)说，在机构审查委员会结束调查并发布报告和建议之前，她无法讨论事故的具体细节。来自苏格兰的天体物理学家、系统工程师卡勒姆·赫维厄(Calum Hervieu)参加了第四次模拟人物，他拒绝接受大范围的采访，但发表声明说，在夏威夷大学和美国宇航局完成审查之前，我们不会与媒体讨论这个话题。他们提到了2月份的报道，称只有1名志愿者住院，在医院接受了几个小时的治疗，然后就出院了。

斯托加诺夫斯基表示，其他志愿者对她的离开感到震惊，试图说服她留下来。因为如果她离开，他们也都必须离开。HI-SEAS协议禁止少于4人的志愿者参与，这使得研究人员获得的数据更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维持栖息地及其各种系统的运转，包括电力、水、食物、厕所等，都需要特定数量的人员支持。

他们也不能用后备人员取代斯托加诺夫斯基，HI-SEAS项目是为了研究特定志愿者团队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演变。此外，要找到一个愿意在短时间内飞到夏威夷参加为期8个月的任务的人也很困难。自2013年的第一次模拟任务开始以来，每次任务都有六名志愿者。而第六次模拟任务也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但是有两个人被排除在外。宾斯特德说，她无法评论为什么第六次模拟任务会从6人减少到4人。HI-SEAS工作人员说，这个栖息地是个安全的环境。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夏威夷火山观测站地球物理学家布莱恩·希罗(Brian Shiro)说，工作人员在考虑是否要与更小的模拟团队继续任务。他解释称:“在这个时间轴上的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做出推迟任务或取消任务的艰难决定，但这不是他们的决定。我当时站在栅栏的一边，想拖延时间。我不想开始这次任务，因为志愿者人数太少。我说：‘伙计们，我们要找更多的人，至少等几个月吧！’但我的提议被否决了。第六次模拟人物团队给人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非常专业，活力十足。但他们只有四个人，这让他们变得很脆弱。”

在真正的火星任务中，宇航员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人们可能会受伤，甚至可能会死去。像HI-SEAS这样的模拟试图预测对这些威胁的反应，从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外面的有毒空气，到我们只能凭直觉感知的事情，比如组织志愿者的理想方式。

美国宇航局人类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詹妮·福格蒂(Jenn Fogarty)说：“我们有许多还不知道的东西，而未知才是最可怕的东西。”

在我们把第一批人类送上火星，并让他们保持快乐和健康之前，我们得弄清楚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要从决定谁应该登上莫纳罗亚山开始，但这并不容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焦虑与抑郁研究中心副主任拉斐尔·罗斯（Raphael Rose）负责研究第六次模拟任务的压力管理和弹性问题，他说：“你可以选出满意的团队，但当涉及到人类时会有太多的变量，很难预测他们在所有情况下的表现。”

参加第六次模拟任务的志愿者是在常规的、严格的申请程序之后到达莫纳罗亚山的，这个程序要求写论文、查阅参考资料、通过Skype接受面试，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宇航局对他们进行心理检查。在每次HI-SEAS模拟任务中，研究人员和任务人员会学到更多关于团队构成的知识，以及哪些类型的人可以很好地合作。

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团队效率的组织心理学家史蒂夫·科兹洛夫斯基(Steve Kozlowski)表示，参加HI-SEAS模拟任务的志愿者可分为五种性格特征，在业内分贝被称为外向性、亲和性、尽责性、神经质和开放性。科兹洛夫斯基表示，他们想要有责任心的人，但在某种程度上，责任心会转向被动。某种程度的外向性是有价值的，但外向的人往往会变成跋扈的人。换句话说，这涉及到平衡问题。科兹洛夫斯基说：“没有什么神奇的公式。”

心理筛查只能预测这么多。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夏威夷火山观测站地球物理学家布莱恩·希罗说:“有时候，人们表面看起来真的很不错，他们甚至在面试中表现非常棒，但如果在筛选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危险信号，这样的人就会显得手足无措，我们已经排除了许多这样的人。”

在执行任务期间，志愿者们会定期在栖息地之外的地方旅行，穿着宇航服探索火山地形。为了让他们为这次舱外活动做好准备，希罗带领志愿者到达夏威夷后不久后，就会穿越崎岖的风景。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在野外待三天是了解他人的好办法。我想知道那个人会怎么做。通常，这种直觉是有道理的。”

希罗指出，真正的火星任务可能需要宇航员在一起训练几个月，甚至是数年。宇航员们将经历各种压力情况，以测试他们的反应。希罗说:“在你离开地球之前，你会发现所有的危险信号。”在第六次模拟任务的实地训练中，希罗的一种直觉开始显现出来。他说：“有一个人在现场感觉不太舒服，这种事你要到外面才能知道。当意外发生，并最终导致任务取消时，就是因为退出的那个人。我们都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们说：‘是的，你知道，她在外面有点胆小。’”

斯托加诺夫斯基拒绝接受希罗对她的训练评价，她说：“我真的很喜欢在野外活动。事实上，在事故发生的那个早晨，我是第一个自愿到外面参加紧急太空行走的人。”威金表示:“我们已经了解了人们在火星上杀死自己的所有方法，并学会了如何防止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这些模拟任务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在这里模拟更好，你还可以开车往返，并得到紧急救助。可是在火星上，如果没有水，你们会在几天内死去。”

地球和火星之间的往返通信大约需要40分钟，宇航员不可能坐着等待来自地球的指令或批准。有鉴于此，HI-SEAS有任务支持团队，而不是任务控制团队。火星上的第一批宇航员将在很大程度上自己选择如何生活和工作。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需要自己决定做什么。而且也不能保证宇航员不会选择自己动手。

美国宇航局人类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詹妮·福格蒂(Jenn Fogarty)称：“这就是人类的复杂性。他们会自己做事情，也许会超出任务规则之外。他们会努力让事情自己运转起来，他们有强大的创造力，也很聪明，这就是你选择这些人的原因。所以认为你可以把他们放在这个狭小的情感盒子里是不现实的。”

机组人员和任务支持团队之间潜在的裂痕已经显现。去年，当“哈维”飓风（Hurricane Harvey）袭击德克萨斯州并迫使数千人流离失所时，美国宇航局的工作人员决定撤离休斯顿的太空模拟人员。几个星期以来，4名志愿者居住和工作在约翰逊航天中心(Johnson Space Center)一艘舒适的模拟宇宙飞船里，假装他们正朝着一颗小行星滑行。

该项目飞行模拟项目经理丽莎·斯宾塞(Lisa Spence)说：“那个周日早上，我们叫醒他们，让他们收拾行李，说我们要终止任务，他们对此十分不满意。其中一个人很不高兴，也不怎么恭维，质问我们：‘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里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想继续。’直到有车辆来疏散他们，带他们去了酒店，让他们亲眼看到汽车被困、船被冲到街上、洪水淹没街道，他们才感激我们终止了任务。”

在休斯顿的模拟人物中，支持团队比志愿者可以获取更好的信息，因为他们在相同的仓库里，离模拟飞船只有6米远，他们可以为机组人员做决定。但在火星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宇航员失控，地球上的人可能不会知道。智能信息流技术(Smart Information Flow Technologies)的研究员索尼娅·施默-加兰德(Sonja Schmer-Galunder)表示，可能有必要对船员进行某种程度的窃听。

施默-加兰德说：“我不是决定他们隐私界限在哪里的人，很明显，你必须能够收回自己的隐私，也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这攸关道德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人们报名去火星，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全返回，一切都应该而且必须去做。当你报名参加火星任务时，你知道自己必须放弃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变成了一个被发送出去的工具。”

在夏威夷大学和美国宇航局完成各自的评估之前，HI-SEAS计划现在暂时搁置。美国宇航局人类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詹妮·福格蒂(Jenn Fogarty)支持宾斯特德和这个项目。她说，夏威夷大学和美国宇航局可能会对相同事件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可能决定了HI-SEAS项目的未来。

福格蒂称:“如果我们认为无法保证志愿者的安全，美国宇航局可能不会参与其中。”

HI-SEAS主要由志愿者运营，可以自行继续模拟。但是美国宇航局的退出对自身来说也是不利的，因为该机构没有任何类似的火星模拟项目。休斯顿项目最长的运行时间也仅仅是45天。任务结束后不久，斯托加诺夫斯基返回澳大利亚。在得知自己被选中参加HI-SEAS项目后，她辞去了在火箭实验室(Rocket Lab)通信团队的工作。火箭实验室是一家美国航天公司，在新西兰有子公司。当她退出模拟任务时，她的职务已经有人代替。她回家后工作了几个月，最近在火箭试验室找到了另一份工作，担任行政助理，并于今年5月搬到了奥克兰。

根据他们的个人网站，斯洛伐克天体生物学家米凯拉·穆丝洛娃(Michaela Musilova)和苏格兰的天体物理学家、系统工程师卡勒姆·赫维厄(Calum Hervieu)已经在加拿大-法国-夏威夷望远镜项目中找到了工作，该望远镜位于莫纳科（Mauna Kea）山顶附近，距离该栖息地以北60多公里处。穆塞洛娃在接受采访时说：“最近我一直在说，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竞争，这就是事实。”Sukjin Han仍然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教授。

斯托加诺夫斯基和宾斯特德以及穆丝洛娃都保持着联系，但她没有和赫维厄或Sukjin Han通过话。距离2月份的那个早晨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斯托加诺夫斯基说，她希望其他志愿者惊慌失措的讨论能有所不同。她说:“我真的很遗憾，我听从了不符合志愿者健康和安全精神的命令，只是为了在模拟环境中继续执行任务。”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退出了这次任务时，斯托加诺夫斯基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她不后悔。她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发生了意外，因为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暴露了整个系统的弱点。我们可以让这个系统变得强大，这样当人们最终到达火星时，他们就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它，进而增加了他们生存下去的机会。”

斯托加诺夫斯基深情地回忆起她与其他志愿者们在火山上的那几天，那时他们还没有受到地球因素的干扰。在那个白色的圆顶建筑里，真是舒服极了。一名志愿者带来了乒乓球拍，所以他们清理了桌子，开始打球。另一个人带了电子键盘，晚上演奏古典乐曲。在一个仿佛是家的地方，明显可以听到地球上发出的声音。它们在栖息地周围飘荡，穿透薄薄的墙壁，飘进寂静的广阔空间。

原标题：模拟实验问题不少 登陆火星我们还要学习太多。